腿？亿万富豪的腿怎么啦？

　　“每天一百元都花不了啊！”

　　1999年，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迁往上海浦东，本刊记者采访过他。当时记者看到刘永行穿着朴素，甚至有点寒酸，禁不住问他每天要花多少钱，他乐呵呵地说：每天也就一百元吧。7年后的今天，记者见到他时重新提起这次采访，他又憨厚地笑了：“每天一百元都花不了啊。”

　　东方希望集团总部在商城路一幢很普通的办公楼里，而且是与其他公司合用的，铜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容易被外人忽视。但刘永行在中国工商界的实力不容忽视，在中国首创富豪排行榜的胡润专访过他，美国《福布斯》杂志在2000年、2001年两度将他列入中国首富企业家榜单，这次更是将他列入世界级富豪榜。一同上榜的内地富豪还有荣智健、黄光裕、丁磊、许荣茂、郭广昌、朱孟依，还有刘永行的弟弟刘永好。

　　提及此事，刘永行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也没流露出一丝兴奋，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对他企业的一种估值，包含了《福布斯》对他的良好预期，而且这种预期是对中国成长性好、财务情况良好、有足够诚信度的民营企业的总体评判。

　　刘永行说：“我是苦出身，以前对财富是渴望的，但这些年来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张，心态开始平和起来。为什么呢？目前国内私营企业的创业、竞争环境正在得到改善，通过努力工作，都可以致富，心态当然会变得平和起来。财富代表了一种过去的成功和将来创业所处的位置。再说，我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没那个习惯，我一个人能用多少钱呢？我用不来啊。”会议室的大窗子对着街道，有散射光漫进来，他说话说得热了，就脱了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衬衫，看上去质地一般，有点皱巴。刘永行曾经花400元买了11件衬衫，这不会是11件里的一件吧。

　　“当然《福布斯》的这个排名也有积极意义，西方国家一直都不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持续下去，但是这个排名正好是中国个人财富的一个标志，这有助于西方了解我们开放的决心。正是因为这个，所以《福布斯》的记者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一直提供方便的。”他补充说道。“我其实更看重国内的几个排名。”

　　2002年，刘永行被评为“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2003年获得“中国光彩事业奖章”，理由是刘永行长期来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建设。在最新一期东方希望的企业报上，记者还发现东方希望被家乡成都评为十大慈善企业，刘永行以一种慈父般的体贴让全市19个区县的低保家庭孩子每天吃上一个鸡蛋。

　　“现在我们拼什么？”

　　希望集团是从饲料行业掘得第一桶金的，形势日益严峻的禽流感对他的企业有无影响呢？“影响是有的，家禽饲料这一块产量少了，但我们猪饲料这一块增加了，所以对总的盘子影响不大。”刘永行说。

　　记者问：“饲料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从全国范围考察，盈利能力正在萎缩，东方希望是否也存在亏损的威胁？”

　　刘永行回答：“目前全国有13000家饲料企业，这几年的竞争淘汰了20%。现在还是每年关闭2000家，但不断有人冲进来，保持这个常态。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行业总体是维持着微利水平。而我们东方希望占全国饲料产量的7%左右，由于处于行业优势地位，还能实现盈利。整个希望集团在全国有150家饲料生产企业，东方希望从分家时的近十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0家了，在上海也有3家。接下来我们将到海外办厂，计划是办50家，目前在越南已经试了几家，很成功。我们为什么能盈利？除了规模经营外，主要是提升这个行业的科技含量，占领饲料行业高端市场的策略是保持较高利润的关键。比如过去5至8斤饲料出一斤猪肉，现在2斤饲料就可以换来一斤猪肉，成本降低了，效益就出来了，养猪农民就可以多得实惠。今年全国两会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向农民提供优质的饲料就是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举措。”

　　刘永行认为10年后，整个中国的饲料行业只会留下十分之一的企业，也就是1300家。“改革开放到今天，民营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路，商海搏浪，有沉有浮，有进有退，过去我们拼的是胆量，后来拼技术，再后来拼规模，现在拼什么呢？我看是效率。有一次我去韩国考察，西杰集团下面的一个面粉厂，每天加工能力为1500吨，只需要66人，而在我们这里办一个产量100吨的厂却要一百多人。我们东方希望的同类企业效率高一点，250吨的产量一般也要七八十人。西杰在中国内蒙的乌兰浩特也办了个面粉厂，250吨的产量，雇了155人，与韩国企业有10倍多的差距，赚不到钱嘛，后来只得把这个厂关了。这就是效率的差别，也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地方。”

　　2002年4月，刘永行开始从饲料行业出击，涉足他陌生的领域，将重工业当作他的第二主业，先与山东信发集团共同组建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后转战内蒙古包头运作铝电一体化及河南氧化铝项目。几乎同时，他还参股金融业，民生银行、成都商业银行、光大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都有东方希望的资金注入。不过落户浦东7年有余，见证了上海楼市的“响尾蛇攀升”，他却没有像他的弟弟刘永好那样投资房地产。对此他是如此解释的：“有不少人特别瞧不起传统产业，对饲料行业也有偏见，以为这是档次低的产业，但我愿意做。社会需要这些琐碎的、不怎么赚钱的事，别人不做，那我就踏踏实实地做，做好它，还要能赚钱。”

　　突然，刘永行话头一转：“我们不如来谈谈我的腿，它让我想到很多问题。”

　　一条腿引发的话题

　　刘永行先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走了两圈，看不出他的腿曾经被“修理”过。“但是两年前我可不是这样走的噢，到中央台领十大经济人物奖，我也是一跛一跛走上台的。”他说。

　　刘永行在青少年时右膝受过伤，没钱看病，留下了病根，后来办企业后要各地跑，劳累过度，腿部受到更大损伤，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很严重了。1996年他到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大医院求诊，医生说他的右膝“全坏了”，除了置换膝关节没有别的路，但因为他是名人，这位教授犹豫了半天不敢做这个手术，怕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第二年刘永行就到美国洛杉矶一家医院去作检查，1998年接近年底时在那里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很顺利。但三天后是圣诞节，医生护士要度假，他就出院了，住在儿子的宿舍里，他儿子正在洛杉矶留学——刘永行可真会省钱啊。

　　在宿舍里，他按照医嘱每天进行康复锻炼，买了一张小床，将自己捆绑在床上，然后尽可能地伸曲膝关节。“那真是疼得要命，每一次下床，我的衬衫都像水里捞出来似的。但是腿部还是不能伸直，后来再去医院打了石膏，石膏拆除后回国，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伸直呈30度的样子，弯曲也只能到60度。拖着走路，上下楼仍然很困难。我跟美国的医生通过几次电话，起初不承认，后来承认有失误。”

　　这个时候，刘永行在中央台的《实话实说》栏目里看到了张中南教授。当时他被崔永元请去做一档关于医患关系的节目，一个由他做膝关节置换手术的老大娘说的一句话让刘永行看到了希望，她说，张教授“以病人为中心，做完手术后用药非常少”。

　　刘永行对记者说：“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与我们企业的理念相吻合，而且手术后用药少说明医生的水平很高，一切为病人着想。所以我就通过崔永元要到了张教授的电话。”

　　刘永行是谨慎的，跟张中南教授联系上后，还利用到北京探亲的机会，到他所工作过的医院打听，在病房里了解到许多病例及病人的反映，事后又通过他在北京的企业负责人进一步观察。此时的刘永行确实有点犹豫。

　　最后他问张中南教授如果重做手术有多少把握，张教授自信地回答：“接近百分之百。”

　　张中南曾在90年代作为客座教授到美国阿肯色州大学讲学，并在阿肯色州骨科医院做过临时执业医生，做过一千多次膝关节置换手术和四千余次关节镜手术，经验相当丰富。他发明的长管骨骨折复位手术机器人还获得了美国专利。

　　后来张教授到上海浦东长航医院担任院长，并新增了骨外科特色门诊，慕名而来的病人特别多。刘永行决定不去美国，就在上海再“修理”一下自己的腿。公司核心层得知他的决定后非常吃惊，长航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在上海名不见经传，把一条腿交给这样的医院，不啻是一次危险的旅行。“你缺钱吗？”有人甚至这样问他。刘老板当然不缺钱，“但我要节省时间，而且上海有不少大医院都是我的后盾，风险不大。更坚定我信心的是张教授的医术高明，他对病人的责任心和关爱。”

     刘永行豁出去了

　　手术是去年年初做的，术后第二天刘永行就能下地行走了。术后用药果然很少，每天两片药片，一片是扶他林，另一片是先锋六号，很便宜的常用药。刘永行的腿能伸直了，也能弯曲了，上下楼没问题。“我又能全国各地跑了，每年我有40%的时间在外地，腿对我来说很重要。”他欣慰地说。

　　记者见到了张中南教授，谈到具体手术问题时他说，“我发现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安装人工关节前骨头少切了5毫米，导致腿伸不直，二是过度康复，导致膝关节不能充分弯曲。我切开后看到关节周围粘连严重，疤痕很厚，当时我心里一乐，关节不用换了，既省了钱，也为他的二次手术留下足够的基础。切除了粘连部分，病人的骨关节处就有足够的空间了。”

　　这次手术只花了2万元。而上次在美国不甚成功的手术花了刘永行4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费用。有人劝说刘永行跟美国医生打官司，按美国现行的法律，法庭一旦确认医生手术失败，医生须按刘永行的个人资产和他从事的职业给予赔偿，那会是一个大数目。但刘永行没有吭一声，他是一个厚道人。

　　刘永行在医院也没闲着，他悄悄地调查病人对张中南教授的看法，结果发现这里送不出红包，骨科病人不需要家属陪同，吃喝拉撒全靠护士护理。短短几年里，长航医院从一个亏损单位“咸鱼翻身”，有盈余了。“这就是管理出效益，技术出效益。张教授事后跟我说起不用再换一个新的人工关节时，表情非常欣慰，这就说明他处处替病人着想。其实我是不在乎这点钱的，但他却这么考虑，这说明他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的，是出自内心的。”

　　为了感谢张教授，刘永行拨出10万元给张中南作为科研经费，他主持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骨关节病中心是国内的一流机构。在美国，每年置换膝关节手术者有30万人，中国不到300人，美国有145个膝关节置换和膝关节镜进修培训中心，中国一个也没有。中国骨科医生99%没有主刀做过膝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镜手术，即使做了，并发症也较高，效果也不理想。但中国的类风湿关节患者非常多。

　　“为病人付出多一点，收费少一点，依靠科学管理和先进技术，就能创造良好的效益。这个理念我非常赞同。”刘永好说，其实这也是东方希望的价值观。手术后刘永行将此事当作案例教育中层以上干部，把自己当作教材。“我一站就是三个小时，一点不累。”描述这个形象时，这位《福布斯》榜上富豪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