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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娱乐之王”邵逸夫离世 回首他的一生  (20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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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BA返乡“变”菜农  (2012.1.13)

  • 刘永好:我的财富与梦想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讲,大家谈,大家讲谈,现在开讲。这里是一个知识与成功结缘的地方。20年前,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有四位刘氏同胞兄弟,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辞掉了公职,卖掉了手表和自行车,带着一千多块钱回到农村创业。20多年过去了,在最新一期的福布斯个人财富排行榜上,刘氏四兄弟,以80亿人民币个人财富位居排行榜榜首。今天来到我们"大家讲谈"的就是这四兄弟中的一位。他就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希望集团总裁,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先生,有请。
      刘: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清华,来到全国最高的学府,跟我们的同学们,朋友们,跟我们老师们一块讨论,一块交流。我是来学习的。   我要讲的是,我是35年前来过这儿,就在清华的中央主楼,那时候我不是来上清华大学的,而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小将到北京,我住在清华大学主楼的六层。所以说,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比各位同学先来清华大学,那么,我们都是同学了。
      那年我15岁,35年了。35年变化真大,那个时候我穿的不是皮鞋,也不是西装,我穿的是什么呢?我穿的是一件呢子的衣服,是英国进口毛料的呢子衣服,深色的。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能够穿那种衣服的人很少。但是,那个衣服来得不容易,它大概是1949年土改的时候,我父亲在地摊上买的。买来以后,他先穿;穿了一阵舍不得穿,给我大哥穿;我大哥穿了以后,旧了,翻个面给我二哥穿。我二哥穿旧了,又把它染了一下,从蓝色的变成了黑色的,然后我三哥穿。我三哥穿了以后不行了,又把它剪短了,剪短了以后,一看还是不行,又把它翻过来。就那么翻过去,翻过来,最后落到我头上。
      在北京我没有照相,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没照相,天安门广场没有照相。仅有一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清华的主楼。那个时候是我的一个老师,他带一个相机,他看我可怜,给我照了一张。就是这张照片,成为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到清华大学,第一次在首都照的照片。非常宝贵,我还保留着它。
      今天他们给我出了个题目叫做财富与梦想,所以我就先谈一谈梦想。小时候我家很穷,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郊县,我父亲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在县里边做一个小的行政技术干部。我母亲是小学教员,有病退职了,我家五个兄妹,所以说我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就供我们全家七口人,可见生活是比较艰难的。那时候当然了,鞋是没穿的,所以说我现在脚特别大,要穿45码的鞋。
      我那个时候饭量特别大,油少。我们家还算好,大概每个月还能吃一次回锅肉,大概一个月能吃两次麻婆豆腐,所以我说,我的记忆特别深。小的时候,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我问我妈,我说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听说共产主义什么都有,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天天都能吃麻婆豆腐了,天天都能吃回锅肉了?我妈说,可能吧!我想,我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小时候一周能吃一顿回锅肉,两天能吃一顿麻婆豆腐。很朴实。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下过乡,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呢!我小时候吃苦的经历以及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对我来讲,可能不亚于在座的在清华上MBA的同学们。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我的这段经历锻炼了我,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所以说,我经常讲,你们上过硕士、博士,我呢 !也上过,我上的时间比你们长一些,上了十几年,而且精华的时间,我上了四年零九个月,在农村。这真能够锻炼人,能够学很多东西。这十几年,特别是这后面的四年多,使我学习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了解到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课,一定要上的。我建议我们在座的同学都去补一补。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我跟我的几个兄弟也大学毕业了。我们觉得机会来了,想去闯一闯,干一干。我跟几个兄弟商量,大家都觉得很好,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开始编织我们的梦。我们的梦是什么呢?我们的梦是比38.5元一个月的教师工资高一些。当时我是中专教师。这就是我们当初的梦。我们下海了,很困难,没钱,我们卖掉手表、自行车,凑了一千块。一千块呀!那时候能有一千块可不容易,那可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那时候我们的梦想很简单,就是生活得更好一点。最开始希望有一万块,因为一万块比一千块多了十倍,不得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没多久,目标实现了,这个时候就想有一百万,然后就想有一千万。从一千块到一千万,我们干了六年,六个年头啊!这六个年头真辛苦!那个时候尽管国家的政策允许我们试一试,但是限制还蛮多。首先,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不能超过七个雇工,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六个雇工可以,没问题,是社会主义。第二,银行不给贷款,土地不能买卖,公司不能组建,很多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为没钱而苦恼,为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走投无路而商量,商量究竟从长江的上游岷江的桥头跳下去呢?还是跑新疆?我们四川倒有一批人,他们实在不行了,就跑新疆了。跑到新疆,换个名,谁都不知道,还是活下来了。我们坚持下来了。就这样我们克服种种困难,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跟我们早期的磨炼分不开,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去补这一课。
      现在,经过2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个时候,有人又在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梦想就更简单了,我们国家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在世界企业之林,站稳我们的脚跟,能够跟国外的这些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希望集团经过20年的努力,能够发展到今天?有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只会生,不会长。各领风骚三、五年,倒下去的居多,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新希望集团这几年发展得好像不错,做什么,成什么,为什么?看一个企业是否成功,要看50年,80年,那么从百年老店的角度讲,20年太短,我们不能说20年成功,就能是永远成功。要说我们这20年能够走过一些路,能够取得初步一点点成就的话,靠什么?我觉得有这几点:第一,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我们总结了一条经验,叫顺潮流而动,略有超前快半步。什么叫顺潮流?社会的发展 是潮流,市场的需求是潮流,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潮流。当我们按这个潮流去做的时候,就会事半功倍。我们不能想象在35年以前,我们来清华见毛主席的时候,我自己创办一个企业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不要说你有多少个亿资产,你就是有一台汽车,一定会被判十五年。
      那个时候不允许私人拥有财富,不允许私人做企业,不允许民间企业的成长,那叫逆潮流,那个时候我们不要碰它。所以现在改革开放了,国家的大政方针,邓小平先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这个大政策,给了我们机会,所以我们才得到了发展,所以我很感谢邓小平先生,他推行的这个政策,他的理论。有了这样大的格局,我们发展了。我刚才讲,叫顺潮流而动,要略有超前。什么叫略有超前?顺这个潮流一定要走在前面,你走在后面就没机会了。要快半步,不能快一步,一步快得太多,有可能踩空脚。快半步,进能进,退能退,伸缩自如,领先,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我们清华MBA是讲案例的,我就说几个案例的标题,不一定对,希望大家评判。我们在五年前,经过研究,我们开始进入房地产,那个时候是最低潮。当在高峰的时候你进去,这个时候失败的几率大得多,当你在最低谷的时候进去,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它不可能再低了,已经这么低了。一九九四年以后,房地产进入低潮,已经连续四、五年了,只会反弹。而且能量已经积累很多,会随同国家政策释放出来。国家取消福利分房,银行按揭贷款,国家政策上宏观给于鼓励,税费的减少,鼓励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所有这些政策利好,推动了我们1998年、1999年,2001年达到高峰,房地产持续走强,我们又抓住了一次机遇。在低谷时进,在最高幅度的时候获利。今年我们投资房地产60多万平米,明年我们会投资上百万平方米。应该说我们在成都,在大连,在上海都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们比较早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机会和挑战。五年以前,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战略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经过几年研究,我们弄懂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投资?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更加发展?我们第一个研究成果是,我们中国的农业会不会受影响。答案是种植业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土地资源少。但是养殖业会得到发展,因为进口低价粮食,我们养殖成本会降低,使我们更有国际竞争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限制更少,我们肉食品可以批量出口。我们就是做养殖业的,我们开始在养殖、饲料以及肉食品、乳制品这方面做发展,现在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的饲料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品牌,非常有竞争力。
      我们研究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在金融领域一定有一个从国家的宏观绝对控制到逐步放开的过程。因为我们对外资有一个时间表,一年怎么样,三年怎么样,五年彻底放开。既然对外资放开,对内资也一定要放。我们能否在这个时候想办法进入?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原本压缩一些的产业,在放开过程中,会有一个膨胀效应,膨胀系数大概是三到五倍。为什么是三到五倍?我卖过爆米花,那个爆米花膨胀的时候,就是三到五倍。有人说我是形而上学,这个经济理论怎么跟爆米花相提并论呢?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确实是这样的,可能是巧合吧。但是,在有一些国家绝对垄断的领域,它是压缩的.在逐步放开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膨胀,金融领域是这样。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成立了,很荣幸,我们成为这个银行的成为第一批股东,发起人。很荣幸,我们现在成为中国民生银行主要的、最大的股东之一。
      我们比较早地注重走出去,请进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要按国际惯例去做。什么是国际惯例?我们不懂。不懂怎么办?我出去看看,所以这几年,我们不断走出去看,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到韩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通过走出去,我们学了不少东西,交了不少朋友,心里面更亮了,看得更远了,站得高一些了。我们请进来,我们请谁进来?我们请进了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我们请它来给我们投资,它给我们投了1960万美元,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第一个签单的项目是投资3个亿组建的华容化工项目。我们的第一批产品已经投放到美国、日本、韩国。我们填补了中国市场的空白。德国专家讲,我们这个产品是第一流的。
      这叫请进来,我们走出去,我们研究走出去的可能。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已经在海外建了五家企业,在委内瑞拉,我们建了一个中国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在越南,我们投资了两家饲料工厂,还建了一家空调组装工厂,把我们中国空调的散件拿到那里生产销售,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批文,很难拿的。靠什么呢?靠我们熟悉这个市场,靠我们前期的努力得到认同,靠我们的努力使得越南总理潘文凯先生带领了52位官员到我们成都新希望集团总部来考察,来学习,来座谈,他想学一学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他向我们问党组织的问题,工会的问题,罢工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当时,我就趁机跟他说,我们要做空调厂的问题,他说OK!行!签字了。这叫机会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在菲律宾投资一千万美元,建立一个农业方面的企业。菲律宾议长率领菲律宾议员代表团到中国来,又到我们公司,我跟他讲,我们要在菲律宾投资,他说好,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找我,我说什么都不怕,就怕那个绑匪。(掌声)一个人有脚,一个人有头,我认为我们产品经营、品牌经营是脚,是基础,那么资本经营是头。我们革命的导师恩格斯先生早在100多年前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谈到了一定要头脚正立,不能够倒立,头脚倒立将会出现危机。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朋友胡德平先生,他早在两年前就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华工商时报》登了,他剖析了东南亚金融风波造成的危机,他认为,正因为东南亚潜在地存在着过度投机的问题,所以说头脚比例不是正立,所以导致了这个危机。我很赞成他这个观点。
      我们新希望集团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十几年,坚定不移地去做我们的基础,做产品,做人力资源,做市场营销,靠产品质量,靠我们的服务意识,靠我们的诚信取得了市场的认同。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我们开始在金融领域,进行运作,我们开始做一些资本运作,我们开始参与民生银行的投资,开始参与民生保险的投资等等。我觉得这是头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当然我们有些朋友他们比我厉害,比我能干,他们一开始就做资本运作。这种成功的机会也有,但是不容易长久。因为你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框架,没有一个品牌,容易掉下来,不容易做成百年老店,这就是头脚站立的这个辩证关系。
      有人说,品牌就是产品的品牌,我不。产品品牌仅仅是一部分。品牌还是另一层含义,就是信誉的品牌。你的企业信誉品牌好不好很重要。为什么李嘉诚先生卖的房子总比其他开发商同个地方都要多卖两千块?为什么?因为他信誉好,大家相信他,相信他不会垮,相信他不会糊弄我们,所以大家买他的。这是信誉品牌。而产品品牌是不可移植的,你做饲料就是饲料产品品牌,不能做到空调,不能做到电脑,但是信誉品牌是可以移植的,可以从饲料移植到房产,移植到金融,移植到其他部分,因为信誉是大家对你规范行为的一个认同,这很重要。
      第三,我要讲一讲心态问题,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好。心态指的是什么?失败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压抑的时候,要想得开,不要跳岷江,也不要跑新疆。成功的时候,金钱、荣誉、掌声......面对着我们清华大学的几百位这样的MBA、博士生、硕士生,要沉得住气,不要飘飘然,不要中央电视台镜头一上,就不得了了,就上天了。那不行,一个平常心。我就是我,一个来自四川西部贫困地区人民的儿子,跟大家一样在为国家做贡献,而已;我喜欢吃麻婆豆腐、回锅肉,就仅此而已,我们应该努力。
      第四点,我们要有开放的观念。开放的观念,开放的人才观。私营企业,特别是家族式的私营企业,一定不要家族式的管理、家族式的经营。要放开。我们内部制定了一个规则,几年了,多少年了,我们内部所有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用。以前曾经有的,提前退休。实在是年轻不能退休的,好,还是做你最基层的工作。我有一个亲属跟我讲。刘总啊,我跟你十几年了,你不公平!我说有什么不公平的?他说跟我一块来的,好多都当总经理了,我还是一个小小的采购员。他心态不好,我说这就是你的悲哀了,谁叫你是我的亲属。这叫矫枉过正,亏的是他一个人,但是得利的是我们的企业。大家从这个案例上知道,我们新希望集团奉行的是开放的人才观,我们有多大的胸怀,就能够容纳多少的人才。同时我们有多少优秀的人才,就能够做多大的事,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现在要说我都在做什么事呢?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选拔人才。一个人纵有千头六臂,你不可能管那么多人,我们希望集团有一、两万员工啊,我们新希望集团都有9800个员工。我怎么去管?靠什么?靠人,靠一个观念,靠一种模式,靠一种体制,靠一种开放的观念,所以我在这儿讲,我们清华大学的朋友们,要是看得上我们新希望的,欢迎到我们新希望来做客,而且争取留下来。
      现在我感觉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最大的困难和不足在哪里?就是我们人才的结构,我们人才的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人才的层次能力,跟国际大企业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比较大,包括我自己。我恨不得跟大家一样在这儿学,再去学一学MBA,从头学起,从小学学起都可以。我在北大讲课,在北大演讲、交流。北大的一个学生讲,他说:刘总,你们是抓住了一个大好的机会,现在,那样的机会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说实际上的话,我非常愿意跟你换,你现在20岁,我们现在50岁,我们换换怎么样?他说怎么换法?他问我。我说我把我现在拥有的财富,跟你的年龄,我们来一个对换,我在你这儿学习,我所有的资产你可以背着走。那么我相信,有你的这样的年龄,有我这个头脑,有我的努力,有我的经验,20年后我比现在还好。好,谢谢大家。
    浏览次数:2064 发布时间:2006-1-20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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