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我家不太好找吧？”他满面慈祥地问。

　　●不经意间进了“人口圈”

　　邬老的客厅非常宽敞，褐色的纯实木地板，西欧风格的棕色沙发，透明的玻璃茶几上放着几本书和邬老的老花眼镜。客厅旁隔出一间小阳台，几盆花草，看得出是精心莳弄过的。

　　“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经济学，工商管理。”８４岁的邬老说话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的邬老１９４８年赴美，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１９５０年拿到ＭＢＡ后，一心想要回报祖国的邬老考虑到，当时的“ＭＢＡ只适合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本用不上”，所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修了统计学。

　　１９５１年回国后，邬老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统计学。对中国人口学很关心的邬老并没有立刻参与研究，用他的话说是“想搞，但不敢搞”。“当时，人口学成了‘很绝密’的东西”，谈到这段历史，邬老的眉头便拧在了一起，“有很多搞人口的都被划成了右派。”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邬老获得了研究的机会。“人口问题是联合国关注的重点，我们国家需要参加很多关于人口的会议或讨论。”凭借扎实的外语功底及对人口研究的热爱，邬老很自然地被“拉”进了“人口圈”。邬老认为，从经济研究到人口研究的转化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人口问题从宏观说就是经济问题，两者有共同点，他专门学过的统计学中就有人口统计的内容，这和人口学研究有直接关系，加上扎实的数学底子，“上路颇为简单”，他说。

　　于是，邬老便成了中国现代人口学和老年学的开拓者之一，在国内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邬老客厅的一角有一张２米多高的柜子，里面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他造访各国后带回的纪念品。邬老取下一个类似小船的模型说：“这是一位印度议长送给我的。”

●老网民呼吁重视老龄问题

　　谈话之间，邬老接了一个电话。他随即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原来，他的博士生将论文发到了他的邮箱里。

　　熟练地收完邮件，邬老说：“我是１９９９年开始上网的，那年７７岁。”他笑称，学习上网是因为要面子――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人家的名片上都有电子邮箱。“回来后，我就买机器开始上网。”“学上网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没多久，他就掌握了打字、收发邮件等。虽然电脑给邬老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学生们却不同意他把太多时间花在电脑上，“他们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时间多用来思考。”

　　作为人口学的创始人和权威专家，邬老依然工作在人口学第一线。近来，他连续撰文呼吁全社会关注老龄问题。“我们社会的意识里总把老龄问题当成是扶贫救助问题，而没有看到其实是个新问题。”邬老认为，“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和谐，都将受老龄问题的直接影响。随着我国老年人的增多，这个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健康老人”的“健康经”

　　作为老年学专家，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的邬老在养生上确有独到之处。

　　“勤者寿，仁者寿”，这是邬老的总结。

　　“勤又分手勤和脑勤，手勤就是指多运动，这比多吃补药还要好。”邬老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早晨６点起床，然后到楼下小区的公共器械上锻炼一小时。

　　“脑勤就是多思考。”去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返聘后，邬老还在带博士生，“我现在上２小时的课，一点都不吃紧，就是因为我平常思考得多，脑子到现在还好用，以前人口研究的各种数据，我现在还能记得住。”

　　邬老在学界有很好的口碑，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上。“所谓‘仁者寿’，是说待人待事都要和善，不要拒人千里之外”，邬老笑着说，“脾气不好的人，没有长寿的。”“老年人应该学会平衡自己的心态。不能患得患失，对小事斤斤计较。凡事就要想得开，这才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境界。”

　　邬老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于邬老８０大寿时赠给的。隽永的两排大字写的是：“建言立说堪为大家，解惑授业无愧人师”。

　　邬沧萍小传

　　邬沧萍，广东番禺人，１９２２年９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老龄协会专家组组长。历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国际人口研究机构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老年学学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培训中心主任。从教５０年。独著、合著、翻译、主编的专著、教科书、译著、工具书有２０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