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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疑“中国式管理”

      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过一些中国人的“古已有之”的情结:把所有现代的东西,都拿到古代去寻找依据,然后又用古代的某些东西来代替现代的东西,提出了一些“看上去很美”其实似是而非的“灰色幽默”式的命题和结论。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其实屡见不鲜,最近台湾大学教授曾士强所大力鼓吹、并被大陆企业界一些人士所追捧的“中国式管理”,就是“范仲淹的雷锋精神”这类思维方式所产生出来的伪命题。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按照曾教授的解释,就是“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这个定义,包含着曾教授的几个重要论点:第一,中国有“管理哲学”;第二,“中国管理哲学”可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第三,中国式管理可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第四,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第五,只有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下面,我想对这一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论点提出自己的疑问: 
     一,中国有管理哲学吗?笔者当然不否认,中国的哲学思想里面包含有管理思想,或者说,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里面,有些是可以对管理科学有所启发的。但这样的思想是零星的,是散见于中国的各类典籍中的,是不成体系的。中国不但没有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对“管理”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或思想,甚至也没有谁把中国哲学家们的这些零星的思想进行整理过,所以,传统中国还远远说不上有“管理哲学”的存在。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管理哲学”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其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家主张“修己安人”,主张“治心”,法家的代表韩非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道家干脆就说“无为”。不但各派相争,而且同宗相异。儒家代表中,孔子,荀子,孟子,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态度和观点都大不一样。那么,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哪一家哪一派?管理思想是要运用到实践中的,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要是遵从中国式管理哲学,究竟是要儒家的“治心”,还是要法家的“规矩”,还是干脆都不要,“无为”?曾教授自己也说过:“从管理科学来看,没有中国式管理;从管理哲学来看,又有中国式管理。”那么,如果“中国管理哲学”是个伪概念的话,“中国式管理”又毛将焉附? 


     二,“中国管理哲学”可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吗?我们知道,“现代管理学”是从管理大师德鲁克写于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开始算起的。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所有的企业管理几乎都是在谈论“企业和利润”,从德鲁克开始,才谈论“组织和绩效”,所以德鲁克才会怒道:将管理的目的看作是获取利润,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说八道。实际上,德鲁克自己早就说过,《公司的概念》并不是描写“企业管理”的书、而是描述“组织管理”的书籍。而中国的“组织管理”,是脱胎于中国奴隶社会、发扬光大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根据的家族式管理和独裁垂直式管理,它是适应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的,这种管理方式早已无法适应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对组织管理的要求,也已经跟不上中国融入社会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一些中国的教授、学者,对于德鲁克的巨大贡献也是一知半解,而所谓的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等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语言,在错误地解读着现代企业组织管理。 


     第三,中国式管理可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吗?即便我们承认“中国式管理”的说法,那么,它可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吗?笔者对此深表怀疑。首先,一种管理思想必须有它的载体来作为“论据”。而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却缺乏这样的载体。曾经有好事者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归因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但仔细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韩国文化中有中国儒家文化的成分,但它和日本文化一样,一方面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扬弃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的基础上,揉和了浓烈的民族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大量吸收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化。香港文化中既有中国文化传统,又有英国文化的大量渗入。新加坡文化和台湾文化一样,基础是儒家文化,但精神却是西方文化,具有现代化的韵味。而且迄今为止,在儒家精神的本部——中国大陆,从“中国式管理”走出的国际性大企业数量也太少。2004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前50名当中日本企业仍占7席,中国只有1席;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营业收入1531亿美元、排名第6,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营业收入583亿美元、排第46名。很显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政府巨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为国家电网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中国式管理”只能是一种奢谈。其次,看一种管理方式的未来,可以先看它在过去的成果。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真知灼见和伟大的思想。但是,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却早已变形走样。在国家的管理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皇帝的旨意和政府的律令,而是官场上的潜规则,凡是读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的人都深有感触。即便是现在,中国传统的官场政治在企业中的运用所形成的“公司政治”,都一直是中国管理最大的拦路虎和最难对付的敌人。其他诸如“窝里斗”、“朕即天下”、“庸人集团”、“碰杯万岁”、“有罪推定”、“诸侯割据”、“安插耳目”等,都是传统“中国式管理”带来的“遗产”,“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但三个中国人就是三条虫”,正是对所谓“中国式管理”的最大讽刺。如果这些“遗产”不清除干净,中国恐怕永远难以踏入先进管理的行列,更遑论达成比西方管理科学“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 


     第四,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曾教授解释说:“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合理”是什么呢?他说,所谓合理就是合乎规律。这一解释却是典型的西方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应现在“规律”一词的,从来不是“理”,而是“天”,是“道”。曾教授说:“与西方式管理不同,中国式管理就是真正倡导以人为本。”事实上,如果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从来没有过“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从来都是以“官”为本位。“以人为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愿望出发得出的结论。此外,曾教授在《管理大道》第3篇第4章又说 “中国管理就是中道管理”,在这里,“中道”的意义已经与“合理”相去甚远;而且,“中道”在中国从来都是作为一个理想或概念而存在,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中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否则就不会有循环性的农民起义了),所实现的,不过是庸俗的辩证法而已。 


     第五,“只有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关注远远超过对组织管理的关注。在西方管理研究中,企业管理主要是针对组织,个人道德修养属于励志学范畴,前者代表是德鲁克,后者代表是卡内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管理思想,没有发展出任何深奥的管理理论,只揭示一个原则,即管理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根本分不开。孔子提出这样的原则的时候,有它的时代背景,即周代的社会组织以宗族为单位,依宗法制,在宗法制度中的政治大小集团不过是若干大小宗族的化身,在这样的亲密团体中,在上位者个人的道德能产生直接的效用。战国以后,社会巨变,孔子的德治理想已经失去了客观依据,但秦汉以降的儒者始终未能突破原始儒家修齐治平的格局。而以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强调个人修养相反,“厚黑学”却成了我们这个文化中组织生存的潜规则。历史上那些有些成就的帝王将相,大多都是在个人道德上存在着许多污点的人。潜规则的产生,根本原因是因为“正规则”的无法施行,是因为它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超过了实际可能而产生的“反弹”。 


      ……至此,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了:“中国式管理”是一个伪命题;即便勉强承认这一说法,它也不能给现代的中国企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助益。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组织体系中,一直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概念,更不要说是管理哲学、管理科学或管理技术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中的,是由各种原始群落和血缘关系自发组成的组织,以及政府(朝廷)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它们赖以维持的,多的是“治”,是政治,统治,是RULE,少的是“理”,少的是管理,治理,ADMINISTER。那么,为何这样一个不难认清的“理论”,却在一片欢呼声中粉墨登场,一时间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呢?这里面有着太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提出,首先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是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新儒学在管理界的反映。上世纪20年代,为了回应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下累积着的那些问题,也是深受着现实中由“五四”启蒙者们鼓倡而成的全面、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刺激,另种类型的知识者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之奈何”的担当,以接续民族历史文化命脉的使命意识,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立场进行着思考、探寻和努力,由此而有了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从历史上看,现代新儒学已经历了三期发展,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是第一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第三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从空间上看,上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大多在台湾以及海外,台湾成为现代新儒学的重镇。出身台湾的曾教授的“中国式管理”,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提出,当然还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其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大陆企业界对“管理”越来越重视。但苦于自身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源,就只能学习西方的管理技术。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种管理思想蜂拥而入,但这些管理思想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四处抓瞎的浮躁的企业家们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信任和耐心;其二,民族主义思想也是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逐渐恢复。但当人们发现,所谓“管理”就是“西方式管理”时,总是心中有所不平和压抑。“中国式管理”管理的提出,恰好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待,它所提出的“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的未来黄金世界般的许愿,无疑激发了中国企业界的巨大热情。 


     但是,有着思想背景和现实原因的理论,未必就是经得起考验和质疑的理论。首先,现代新儒学的思想观点,只是在学术领域里有一席之地,即便如此,它也经受着广泛的怀疑。反对者们质疑,在现代社会,儒学传统究竟还有多大价值,它能否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还抱着孔孟程朱陆王那一套,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是顺应潮流还是逆水行舟?再者,本世纪中国人的诸多灾难,这笔帐究竟应该算在谁的头上?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不能解决,究竟是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流布所致,还是因为儒学传统的阴魂不散?儒学的基本思想,是适应于小规模生产的传统经济的,它是否还适应于现代的工商社会和信息社会,是需要加以追问的一个大问题。而就现实来说,一种情绪上的满足和发泄,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在这种非理性认知的控制下,一种看似合理的理论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劣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论”,都在这种非理性认知的控制下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大破坏和大灾难。 


     笔者不否认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有许多可以拿来启发我们的管理思想。但是,笔者认为,现代中国在20世纪已经进行了重大转型,西方文化比传统文化在事实上更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这一趋势并未改观。在当前的中国,最紧迫的,不是急于去挖掘那些古董和陈尸来为自己的无知壮胆,而是静下心来,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与科学(管理就是一门科学,你把它拔得再高也没用)。在这中间,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要做到,比如诚信,包括对员工的诚信和对客户的诚信,如果连诚信都做不到,而妄谈什么管理科学、企业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学习西方,但成果并不令人满意。但是,这不是西方管理科学的错,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浮躁和短视。试问,究竟有多少企业家认真读过德鲁克的著作?有多少企业家又认真读完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管理全集?放着充满智慧和“大道”的著作不读,而是与与市场上那些低等的“管理著作”一起狂欢,从“奶酪”到“执行”,从“XX决定成败”到“XX是个好员工”,从“三国”到“西游”,从“狼”到所有的动物,从“没有借口”现在的“中国式”……狂欢过后才发觉,原来我们什么都没学到。 


      对于中国企业,我们有着太多的困惑与痛楚。今天中国企业管理所遭遇到的尴尬和困惑,是中国社会整体性变革中所遭遇到焦虑的一部分,也是浮躁的中国企业管理者和浮躁的“专家、学者”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浏览次数:3525 发布时间:2006-6-27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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