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卡布拉尔(Luis Cabral)上月开始在曼哈顿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对面一栋令人印象深刻的六层地标性大楼里工作。他来这里既不是为了听观众的掌声、也不是为了闻化妆油的味道。身为经济学家的他，将是首位迁驻至IESE商学院(IESE Business School)纽约分校的教授。但卡布拉尔教授不会是最后一位：未来几年内，这家西班牙商学院的许多教员都将迁驻到这里来。

这家西班牙商学院不是唯一一家追求扩张梦想的商学院。事实上，经济衰退会抑制全球扩张的论调，对商学院似乎并不适用——它们正精神百倍地进行国际扩张。甚至连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它曾一直主张，应该是学生找哈佛，而不是哈佛找学生。哈佛商学院上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之外的地方（上海）设立了一家教学机构，这是其101年历史上的首次。

IESE进军美国之举标志着，顶级欧洲商学院首次有胆量踏入全球一些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MBA商学院的后院。与此同时，在过去一年里，中东和亚洲地区已建立起一大批新商学院——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政府与学生对规范化的管理培训产生了兴趣。而且，这些新商学院还叩响了老牌商学院的大门，求助它们自己实现诉求。已有几家有抱负的机构接洽过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该校萨伊德商学院(Saïd school)院长科林•迈尔(Colin Mayer)指出，这些有抱负的学院有资金、有意愿，但缺乏专业技能。它们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在独立性与责任性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如果它们既拥有资金又拥有正确的治理结构，那么教员们就会流向它们那里，”他说。“治理结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因素。”

许多老牌商学院愿意提供帮助。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首开先河，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帮助在中国发展商学院，最近则在帮助葡萄牙的商学院。牛津一贯的竞争对手——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也加入这场竞争中。该校佳奇商学院(Judge Business School)正在帮助艾哈迈达巴德、卡拉奇和阿布扎比刚起步的商学院打造学术能力，在中国也有类似计划。

该院院长阿尔努•德梅耶尔(Arnoud de Meyer)指出，这是第二波技能转移。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哈佛帮助在欧洲建立商学院——IESE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就是两个受益者。如今，欧洲的商学院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英国《金融时报》十多年来的MBA排行榜上，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成为首家夺冠的非美商学院。德梅耶尔教授说，现在轮到欧洲商学院来帮助中东和亚洲的商学院了。他说：“作为一家商学院，我们有责任帮助新学院。”但他承认，这并非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这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会结交到新朋友。”

连印度这样一个管理培训方式极其独特的国家，也修改了相关法律，为国际商学院进入该国市场开了绿灯——加拿大斯古里克商学院(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已成为首家将在那里建立分校的顶级商学院。

这种“出国欲”也正在学生当中滋长。据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的管理机构——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GMAC)的数据显示，就连一向不会考虑去国外读MBA的美国学生，也开始左顾右盼。过去一年里，有2%的GMAT美国考生将自己的成绩寄给国外的商学院。尽管该比例极小，但相较前两年的1.87%和1.57%，它还是上升了。GMAC数字显示，在这2%的考生中，约60%的人选择去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攻读MBA。有些商学院报告，在它们的MBA项目中，美国学员人数最多——伦敦商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和牛津萨伊德商学院就是其中三家。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伯纳德•拉马南楚阿(Bernard Ramanantsoa)表示，在他们学院，美国学生占了整个班级的21%。

越来越多的学生将中国视作攻读MBA的热门地点。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务长郭理默(Rolf Cremer)表示，今年即将入学的新生中，有38%为非中国籍学生。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9%。

“他们想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定位在中国乃至东方，”郭理默教授说，但他担心，这类学生的期望很难实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是迅速找到外派工作的捷径。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会说中国话，他们在竞争中将处于劣势。”

“外国学生是比较特殊的人才。当我们帮助外国学生时，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并要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性。”

在中国通常欣欣向荣的管理人员就业市场中，一个事实首次突显出来：外国学生要比中国学生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这里找到工作。郭理默表示，直到去年企业招聘大大减少时，这一情况才显现出来。

尽管如此，全球就业市场还是比许多人担心的要好得多——虽然2009年的形势可谓糟糕。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度MBA排行榜所依据的数据显示，2009年，榜单所列顶级商学院的毕业生中，有79.2%的人在毕业后三个月找到了工作。2008年，这一比例是88.7%，2007年是90%以上。

北美毕业生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该地区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7年的略低于90%下降到了2009年的77%。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去年逾92%的人毕业后三个月就找到了工作。

斯隆管理学院职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杰姬•威尔伯(Jackie Wilbur)表示，数字没有预期那么糟糕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咨询公司从2002年的衰退中汲取了教训，仍在继续招聘雇员。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些被延期入职的毕业生发现，咨询公司要求他们入职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要早。去年八、九月份，这些公司就收回了延期入职的成命。

“我们发现，它们开始提前把人员召集到位，”威尔伯说。“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尽管投行招聘受到了尤其严重的打击，但人们预测，即使是该行业，今年的就业状况也会大为转好。MBA招聘市场上的领头羊——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董事总经理、全球招聘主管伊迪丝•亨特(Edith Hunt)表示，无论是对2010年找工作的二年级MBA学生，还是对在夏天找实习岗位的一年级学生，高盛都扩大了招聘计划。

随着就业市场复苏，亨特表示，她认为尽管经历了过去两年的动荡，但MBA市场未来“维持原样的可能性要比改变的可能性更大”。

许多商学院人士认为，往好了想，一次改革良机就此错过；往坏了想，这简直是商学院无力创新的确凿表现。过去一年里，大部分商学院院长均指出，商学院需要改变MBA学生的课程与实践，将伦理、社会责任与社会企业纳入进来，但支撑这类改革的有力证据却常常很难找到。

位于日内瓦湖畔的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院长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相信，企业将迫使商学院进行改革。“高管们对改革事宜很关心，”他表示。“他们现在对此讨论要比以前多。我相信，他们将长期关注此事。”

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米特莱因(David Schmittlein)指出，学生们对这类话题表现出浓厚兴趣。

“这的确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但原因何在？”他问道。“我不敢肯定金融危机是其背后的原因。在危机之前的岁月里，艰难的就业形势已令他们变得更爱思考。当下一个景气时期到来时，他们的关注点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