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商学院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京丰收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公司董事长陈惠湘曾经在联想(企业库 论坛)集团工作，是当年的畅销书《联想为什么》的作者。18年前，陈惠湘是联想的办公室副主任，他和上司郭为一起起草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及其科学性》的文章，为当时的联想公司规划了“集中指挥，分工协作”的管理和运营模式。

     “尽管那篇文章是我执笔的，但主要思路还是来自郭为。”陈惠湘说，在他看来，198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管理硕士学位的郭为，在商业理论体系和分析手段上有明显的优势。而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听到老板用‘田里的、锅里的和碗里的’这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公司的战略规划，觉得老板真是伟大。”陈惠湘回忆说。不过，后来在亲自接触到MBA教育之后，他发现一个MBA学生在学习完企业管理课程后，自然会有这样的思路。现在陈惠湘觉得，对一个经理人来说，系统的管理理论培训有助于理解企业的战略、使组织内部沟通更顺畅。

　　过去10年是中国商学院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回顾一下此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企业界的情况，我们会发现由于系统管理理论和决策思维训练的普遍缺失，管理者大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凭感性和直觉做判断和决策的特点。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以3.212118亿元的价格夺得央视“标王”，这个看似精细的投标价格并不是严格测算的结果，它实际上就是厂长姬长孔手机号码里的一串数字。

　　基于直觉的管理实践经验、来自传统文化的点滴智慧，以及从政治课本上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等等，在一些长于思考的企业家的脑海里激荡酝酿，形成了一些为人们所传诵一时的企业家“管理思想”。“毛巾挤”、“下山摘桃子”、“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等等都是此类流传甚广的“管理思想”的例子。

　　这些情况反映了中国企业界在管理启蒙之前的懵懂状态。实际上彼时有许多管理者对管理理论的渴求是相当强烈的，由于内地学习资源稀缺，他们就利用到港台出差的机会搜罗管理书籍“解渴”。营销学权威科特勒到中国来的时候，张瑞敏在与之会面时拿出一本《营销管理》请他签名留念，书中密密麻麻夹满了小纸条，记录着张瑞敏的阅读要点。“由于历史原因，渴求理论是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界最大的特色。”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概括说。

　　在坚信“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是兴国之道”的朱镕基前总理的推动下，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将管理科学升格为12大学科门类之一，这是中国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商学院教育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截至2007年，全国累计招收MBA人数超过１5万人，同时，累计招收的EMBA学生也达到1.5万人。

　　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商学院。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和商学院来说，商业管理知识的普及或者说管理“扫盲”是一个重要任务。东方慧博咨询公司针对商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91%的毕业生认为MBA教育的价值在于系统的商业管理理论学习；71%的人认为在于学历提高；50%的人认为在于人际资源的丰富。

　　每年数以万计的学员进出商学院。我们可以把接受商学院毕业生设想为一些溶入了管理理论和思维方式的新水，当这些新水组成的涓涓细流回到中国企业的水池时，整池的水已经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一位跨国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表示，从他最近两年对客户公司的细致观察中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地越来越强调运用更加系统、正规的方式收集信息，运用更加深入而周密的战略性思考来进行判断和决策，而不是过多地凭直觉、拍脑袋、试错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面与业务日益复杂、竞争日益加剧、信息纷繁杂乱、显而易见的机会日益减少的商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显然则应归因于企业管理者和管理体系的长足进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批中国优秀企业在管理上的进步，它们对商学院的期望值也在提升，一些企业希望商学院能够改变全盘美欧进口课程和师资的状况，增加贴近本土市场实践的内容。联想控股公司总裁柳传志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公司一直跟在西方管理者后面学“菜谱”，现在也应该一边做一边研究，自己也要会做“菜谱”。在本土管理思想和商业文化的梳理方面，商学院应当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这一点已经得到一些商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同。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兼副院长郭理默（Rolf Cremer）认为，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商业教育领域能否重新成功定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研究本地现实问题为要务，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其他地区盛行的学术讨论上。

    与中国企业一样，中国的商学院们既要考虑生存也要考虑发展，而发展的前景如何，或许就在于对这些“高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当中。